[香港《亚洲周刊》10月6日一期文章]题：台湾国民教育的改革灾难(作者胡一天)
2014年将是台湾教育改革20周年，也是台湾9年国民教育正式延长为12年的元年。这场跌宕起伏的社会实验，不论从学生的综合学能、升学压力、就业状况、教师挫折与父母焦虑来看，都可谓是台湾政治民主化以来最大的灾难，并已对台湾社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后遗症。
社会两极分化趋严重
最为明显的怪象就是教改令中小学课程简化，却将大学由20余所扩增到160余所，令几乎所有高中生皆可进入大学，但也让补习班数量暴增至近两万间，且因未设置私立大学退场机制，导致教育质量低落，高等学历大幅贬值。
如今台湾教育部执意推行的12年国教，基于“促进教育机会均等，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政策理念，以免试入学为原则，甚至加入了抽签入学的安排，并计划于明年起在“排富条款”的基础上，对公私立高职全面补贴学费，对高中部分补贴学费，却又在师资与财源上无法提出令人信服的具体做法，早已让求好心切的父母竭尽所能逼孩子往“高贵”私校的窄门抢进，反而加剧社会两极分化。台湾各界对此政策大加挞伐，但在立法院通过后，目前似无转圜余地。
“唯分数论”扼杀竞争力
升学主义是受中国科举取士制度影响的东亚诸国常见的文化精神病。这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以考上好学校为人生唯一发达之路的竞争理念，磨灭了学生追求自我实现的信心与自由，并以学业测验分数为评判学生高下的唯一标准，早被认为是扼杀创新、想像力与竞争力的祸首。
台湾教改的原始宗旨，正是希望根除升学主义。然而，20年来升学压力不减反增，而学生的国际竞争力不升反降，根本原因就是台湾的教育目标并非追求全球学术卓越，而是以评鉴分数的高低与论资排辈来决定体制内资源分配的阶级顺序，并且过度强调单一价值观下的优胜劣败。这导致台湾人普遍只能用某种容易量化的指标来衡量自己与他人之间的距离，而非用更宽广的多元视野“和而不同”，也无法从更高的全球视野来检视自己的不足并精益求精。
正因为台湾大部分的好学校都是政府严控的公立学校，而企业与政府也对好学校的毕业生偏心，使得大多数中小学的教育资源都投放在让好学生考高分进入好学校，导致精英在大学之前就被无尽的考试消磨，反而在大学中丧失追求卓越的动机，出社会后也很容易因循苟且——仕途爬到顶了，何必再努力？这种褊狭短视的心态是台湾面对全球化竞争自信心不足的深层原因。
“软实力”落后国际水平
台湾身处“亚洲四小龙”的扩张阶段时，由于尚未直面来自中国大陆的残酷竞争，以代工制造为主的出口产业受惠于欧美消费增长与日本企业的转单效应，台湾政府又在各种生产要素价格上给予政策补贴，使这些台资企业得以准军事化方式严控成本；精进流程，在全球中低端制造业成为许多领域的“隐形冠军”。但由于对高端研发与品牌营销人才的投资不足，导致台资企业迟迟无法爬向宏碁创办人施振荣所谓的“微笑曲线”的右端，而教育体系、监管政策与价值观的僵化，也使更要求“软实力”的科研、金融、传媒、文创等领域一直落后国际水平。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提供部分台商依赖同样发展路径在内地进行低成本复制代工模式，掩盖了台湾经济体的结构困境。金融海啸后全球产业链重新洗牌，当年让台湾打顺手球的大环境已不复存在。
在制造业为主的工业社会，层层筛选的教育金字塔反映了社会的人力金字塔，教育制度体现并加强了传统工业社会传播信息、调动资源的管理结构。在移动互联网主导的社群网络社会，社会的人力需求碎片化，资源与信息难以被长期垄断，快速变迁的产业周期，势必催生互助开放的“实时客制型”（个性化服务）的教育平台，迟早取代传统工业社会时代的“批量制造型”教育体制。Web 3．0时代的教室：在云端、在掌心、在眼底、在社群的互动里。追求与完善这种开源与分享的终身学习模式，正是全球遍地开花的各种“创客空间”与新创事业孵化器的中心思想，也是人类透过信息科技促进教学相长、学以致用的主动尝试。
当全球都为如何改善教育、提升青年就业设计良方之时，两岸三地有识之士应认真发展这种促进自我实现与素质开发的教育模式，不要再陷入僵化的指标思维陷阱，蹉跎了下二代宝贵的青春。
《参考消息》2013-10-18（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