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中国共产党成立，1921年也许只是中国历史上极为平常的一年。
1921年，率先觉醒的青年，发起成立了一个政党。这个以赤色旗帜为荣，倡导共产主义的政党，在此后的90年，党员从最初的50多名，发展到今天的8000万多。
究竟是什么力量，能使其在动乱年月中生长发展；究竟是什么信念，能嵌入古老中国的历史命脉，并成为新生的动力；而又是什么样的精神，能感染、鼓舞各阶层一同加入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
《新京报》于5月4日起隆重推出了《重访1921》栏目（每日一期，连载），以寻访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再现他们的青春、故事和足迹，还原他们的个性、激情与信念。
我们当代的大学生应当认真阅读这些文章，并加以思考。
在前辈的身上保留着最纯真的时代印记和最纯粹的革命理想。抛头颅，洒热血，不是革命口号，也不是红色歌曲，而是他们选择的生活方式，是他们选择的人生。
那么，我们大学生应当怎样做？
我们相信，最终的答案源自最初的理想，理想的旗帜永远不能没入尘埃。
现将《重访1921》栏目的开篇《中共一大：黎明从这里开始》转载如下，供江南·体育(JN SPORTS)官方网站登录入口师生们学习：
中共一大：黎明从这里开始
一、油画《起航中共一大》
二、毛泽东
三、何叔衡
四、董必武
五、陈潭秋
六、王尽美
七、邓恩铭
八、李 达
九、李汉俊
十、张国焘
十一、刘仁静
十二、陈公博
十三、周佛海
十四、包惠僧
太仓路，上海新天地前的商业马路，这里的石库门大都已变成西餐厅、高档会所、奢侈品卖场。而曾经的博文女校，藏身其中。作为纪念馆，它被修复一新，少了一些烽火岁月的沧桑。
90年前，一批立志改造中国的青年，为建立一个政党，秘密来到这里。
他们都是各地的共产主义代表，都很年轻，其中最小一位19岁；他们甚至还缺乏斗争经验，在上海遇到警察巡捕时，会面部绷紧、手心出汗。
随后，这13位共产主义者，代表当时全国50多名党员，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个对今后世界产生重要影响的政党由此诞生。
接着是28年血与火的斗争。
在革命胜利后的1956年，当初的“一大”代表董必武，旧地重游，他的题词极具历史况味，“作始也简，将毕也巨”。
觉醒
1921年夏，因为暑假，博文女校变得悄然寂静。楼里只有一名厨役，负责做饭、看门。7月中旬，他被安排接待一个“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他不知道，这个旅行团的成员都是共产主义者，正被当局严密监视。
“蒲泊路属于法租界，在那里召开秘密会议，相对安全。”上海虹口党校副校长李作言长期研究党史，熟悉老上海的社会状况。
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到得较早。这是两名活泼英俊的青年，因五四运动中积极活动而著名。
还是学生的王尽美、邓恩铭看到李大钊的《Bolshevism的胜利》，被其精神鼓舞，文中说，“Bolshevism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为宗主，欲把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他们将要联合世界的无产庶民……创造一自由乡土”。
这是李大钊为庆贺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所写。中国的有志青年看到俄国无产阶级胜利夺取政权，也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中国的前途。
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皆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他们聚集上海，办新锐刊物《新青年》，陈望道第一个翻译出《共产党宣言》。
1920年8月，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上海成立。北京的张国焘、湖南的毛泽东、湖北的刘伯垂、山东的王尽美、邓恩铭都来上海接受新思想。
随后，他们各自回去成立相应的组织，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湖南非常活跃，所组织的人员最多。这些团体后来成为地方上的党小组。
1920年，俄共远东局的党员维经斯基来到中国。他化名吴廷康，以记者身份，来寻找中国的共产主义领袖。先到北京会见了李大钊，经李大钊引荐，到上海和陈独秀商谈，如何建党。
截至1921年春，中国的共产党小组，发展到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6个城市。
李作言研究发现，中国共产党与苏俄共产党有不同，它不是发源于工人阶级，而是发源于有觉悟的知识分子，“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革命的性格。”
齐聚
1921年春，维经斯基回国，马林来到上海。他受列宁委派，协助中国建党。这位荷兰人以代表共产国际而骄傲，并向当时的代理书记李汉俊表示，可予以经济的支持。
这让李汉俊感到唐突，但还是接受了共产国际的经费，用于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随后，各地的党小组均受到大会邀请，随信还附上路费。
“到上海是每人100大洋，回去是50大洋。”翻阅过很多史料的李作言提供了这样一个细节。
陈独秀因在广州，忙于一所学校的筹款，便安排陈公博和当时在广州的包惠僧前往；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因忙于校务，则安排张国焘和年仅19岁的刘仁静赴会。
参与大会筹备的张国焘最早抵沪。
刘仁静则比张晚两天到达。在许多代表眼中，刘是个埋头于书本的青年，读过许多共产国际的文件。他主张这次大会应确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信念。
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也陆续入住博文女校。
董必武为人淳朴，蓄着八字胡，活像个老学究，谈吐中会表现出革命家的倔强风格。陈潭秋常常一脸肃穆，教师风味十足。
湖南两位代表的风格迥异。何叔衡是晚清秀才，44岁，喜欢读线装书，说话表情吃力，常常张大着嘴，但为人热情、诚实。
参加一大时，毛泽东是位白面书生，身着长衫，善于雄辩。
大会日期临近，组织者李汉俊和李达，还在等待、催促广州代表，函电交驰后，陈公博带着他的新婚妻子和陈独秀的一封手信来到上海。
信中，陈向大会提出关于组织和政策的四点意见，要求大会在讨论党纲党章时，予以注意。
包惠僧也从广州赶来，住进了博文女校。
“13位党代表聚齐的时间是7月22日。”李作言说，一天后，“一大”召开。
激辩
会议在1921年7月23日晚上开幕，会场设在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李汉俊之兄李书城的住宅内。13名代表围坐在硕大的菜台子边。张国焘被推选为大会主席，毛泽东、周佛海任记录。
张国焘第一个发言，用时20分钟。
接下来的4个小时，均由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演讲。他从国际形势讲到第三国际的工作状况，再讲到中国共产党的任务。
毛泽东对马林的回忆是，他“精力充沛，富有口才”。
大会的第二、第三天，中国代表陷入激烈的争辩中，会议主要讨论党纲和党章。
在“一大”代表陈潭秋的回忆中显示，争论双方主要是李汉俊和19岁的刘仁静。他们争论的第一个焦点是，什么样的人可以入党。
陈潭秋在回忆录中说，李汉俊不主张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他认为中国无产阶级还不懂马克思，应该先组织知识分子，去教育工人。
有“小马克思”之称的刘仁静，完全反对李的观点。他认为，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一般应拒绝其入党。他主张，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直接斗争的目标，反对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
会议最后确定，应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基本任务，但在过渡阶段，可以参加和领导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运动。
转移
25、26日休会，用于起草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27、28和29日三天，分别举行三次会议，集中议论此前起草的纲领和决议。
在“一大”代表的所有回忆里，都会提到7月30日的那个晚上，张国焘刚宣布完开始会议，一个獐头鼠目的长衫男子，闯入李家客堂。
陈潭秋回忆说，该男子说他找各界联合会的王会长，随后说找错了房子，一边说着对不起，一边退出了房子。
离李家不远确实有上海各界联合会的会所。但上海人一般都知道，该会所没有会长。
马林以手击桌说，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所有人分头离开。说完，他便带着助手走了。
除了陈公博和李汉俊，其他代表均从后门离去。
陈公博在《寒风集》中回忆说，他们走后不到3分钟，我和汉俊谈不上几句话，突然面前出现了几个人，三个法国警察，四个中国的便衣……有两个人监视着我不许离开桌位，不许说话，甚至乎不许喝茶，其余的人便监视汉俊，往房间和各处搜索。
陈公博在抽烟，长城牌烟卷，他一连抽了48根。此时，他想起，在一个抽屉里，摆着一张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
没人知道巡捕为什么没搜到这张草案。他们只查到屋子里的许多社会主义书籍。李汉俊说，他是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因此什么书都要看。
等警察走后，陈公博打算回所住的大东旅馆，一出门发现有便衣跟踪，他雇了黄包车去大世界，在露天电影院里兜了两圈，把便衣甩了。回到旅馆刚躺下，隔壁发生枪响----一起殉情案。陈只得带着新婚妻子去杭州避难。
此前离去的代表不敢回博文女校，他们陆续聚到陈独秀的寓所。
虹口党校副校长李作言说，相比之下，共产国际代表还是有着丰富的对敌经验，若是当时没有转移会场，中国革命可能又是另一副面目了。
游湖
“一大”最后一天移师至嘉兴南湖。因为李达的妻子王会悟，曾家住南湖湖畔。她雇了一只中号画舫，船里有八仙桌和烟塌。大家在船上摆了麻将，要是有人来就装作打牌。
吃过中饭，会议开始，王会悟坐在船头。
那是个阴天，湖中共有5条船。一条在办满月酒，一条是乡下土财携眷游湖。下午，小艇增多，有些艇漆得漂亮，据说是士绅自备。
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纲领提出“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确定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
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担任书记、组织主任张国焘、宣传主任李达。
1949年,革命胜利后，13位代表之一的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一大是党的摇篮。”李作言说，没有一大就不会有党纲，没有党纲就无法把党员聚集起来。他说，尽管一大召开时全国只有50多名党员，但历史已注定改变，四分五裂的家国正在悄然弥合。
这一切，就是从90年前的那一夜开始的。
